我出生在一个七口之家,家里除了父母,还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。家境虽不富裕,但比起五十年代那些饥饿难耐的家庭,我们算是幸运的。我们全家挤在一张大通炕上,虽空间有限,但温暖和亲密感让人心安。
在我上小学四年级之前,课桌和凳子都是用废砖和泥巴支撑的两块木板,简陋而坚固。学校几乎不考试,高峰时期,一周四天要上劳动课,或者去公社门前抄大字报。我记得自己当时有些笨拙,把邢燕子的事迹写成了自己的故事,结果引得老师和同学哄堂大笑。清晨六点,村里总会排起队伍喊口号,宣传农业八字宪法。那时大家干劲十足,粮食产量必须上纲要,不管黄河还是长江,都要跨越。我曾扛着比自己高一头的铁锹去姚家沟开荒种高粱,结果大腿根被累出了黄瓜疮,母亲带我去找姓宋和庞的妇女,用土法帮我治病。那几年,家里日子紧巴巴,常吃红薯和高粱,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。孩提时的我,总觉得过年最热闹:换新衣、买一挂鞭炮,用铁丝弯好饺子叉,心里充满期待。妇女们聚在一起聊天,有的说家里穷得叮当响,有的说生活紧得像个瓶(beng)。现在回想,虽有些拮据,但那是真实的生活,我宁可坦诚呈现。大哥在七六年参军,家里吃中线仍入不敷出,还欠着生产队的钱。七七年,拨乱反正开始推进,教育逐渐走上正轨。我终于在新增的初三补习班里打下坚实理论基础,成为村里三名升入县重点中学的学生之一。之后三年的苦读,如同跨过独木桥,最终让我成为父亲眼中能吃商品粮、端铁饭碗的人。 在老家度过的十八年生活,给我的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虽然生活清贫,却并没有太多的忧愁。父亲出身贫寒,自学毛著,多年担任生产队长,他为培养出在外面的我们感到无比骄傲。如今老爷子已九十多岁,愿他福寿安康,平安喜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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