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在一个七口之家，家里除了父母，还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。家境虽不富裕，但比起五十年代那些饥饿难耐的家庭，我们算是幸运的。我们全家挤在一张大通炕上，虽空间有限，但温暖和亲密感让人心安。
在我上小学四年级之前，课桌和凳子都是用废砖和泥巴支撑的两块木板，简陋而坚固。学校几乎不考试，高峰时期，一周四天要上劳动课，或者去公社门前抄大字报。我记得自己当时有些笨拙，把邢燕子的事迹写成了自己的故事，结果引得老师和同学哄堂大笑。清晨六点，村里总会排起队伍喊口号，宣传农业八字宪法。那时大家干劲十足，粮食产量必须上纲要，不管黄河还是长江，都要跨越。我曾扛着比自己高一头的铁锹去姚家沟开荒种高粱，结果大腿根被累出了黄瓜疮，母亲带我去找姓宋和庞的妇女，用土法帮我治病。那几年，家里日子紧巴巴，常吃红薯和高粱，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。孩提时的我，总觉得过年最热闹：换新衣、买一挂鞭炮，用铁丝弯好饺子叉，心里充满期待。妇女们聚在一起聊天，有的说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有的说生活紧得像个瓶（beng）。现在回想，虽有些拮据，但那是真实的生活，我宁可坦诚呈现。大哥在七六年参军，家里吃中线仍入不敷出，还欠着生产队的钱。七七年，拨乱反正开始推进，教育逐渐走上正轨。我终于在新增的初三补习班里打下坚实理论基础，成为村里三名升入县重点中学的学生之一。之后三年的苦读，如同跨过独木桥，最终让我成为父亲眼中能吃商品粮、端铁饭碗的人。 在老家度过的十八年生活，给我的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虽然生活清贫，却并没有太多的忧愁。父亲出身贫寒，自学毛著，多年担任生产队长，他为培养出在外面的我们感到无比骄傲。如今老爷子已九十多岁，愿他福寿安康，平安喜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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